编辑“先天与后天”（章节）

===二十世紀早期到中期===
由於達爾文演化論的成就之故，純粹的遺傳對人的影響成為焦點，因使在二十世紀前期，作為此種狀況回應，人們開始關注環境對人的潛在影響。<ref>Craven, Hamilton. 1978. ''The Triumph of Evolution: The Heredity-Environment Controversy, 1900–1941'': "While it would be inaccurate to say that most American experimentalists concluded as the result of the general acceptance of Mendelism by 1910 or so that heredity was all powerful and environment of no consequence, it was nevertheless true that heredity occupied a much more prominent place than environment in their writings."</ref>在這段期間，作為一門研究在生物因素以外文化對人的影響的學問，社會開學開始發展，人類學家[[法蘭茲·鮑亞士]]在1911年的書《[[原始人的思維]]》（The Mind of Primitive Man）引致了一個在接下了十五年主宰美國人類學的計畫。在此研究中，他發現說在任何給定的族群中，生物因子、語言、物質文化（Material culture）和非物質文化（symbolic culture）等各項因素都是彼此獨立的，這裡面的每一項都是人性的重要向度，而這些向度中，沒有任何一項可以化約為其他的向度。

====純粹行為主義====
[[約翰·布羅德斯·華生]]在1920和30年代建立了純粹行為主義學派，而這學派在接下來的數十年間成為主宰學界的學派。人們常認為，華生認為說任何遺傳都可能有影響的事物，在實際上都為後天因素所主導，而這是因為他常被[[斷章取義]]、最後一句通常被省略的名言所致：<ref>[[John B. Watson|Watson, John B.]] 1930. ''Behaviorism''. p. 82.</ref><blockquote>給我一打健全的嬰兒，把他們帶到我獨特的世界中，我可以保證，在其中隨機選出一個，訓練成為我所選定的任何類型的人物 – 醫生、律師、藝術家、巨商人，或者乞丐、竊賊，不用考慮他的天賦、傾向、能力，祖先的職業與種族。我承認這超出了事實，但是持相反主張的人已經誇張了數千年。(1930)</blockquote>在1940到60年代，[[阿什利·蒙塔古]]是一個純粹行為主義的主要支持者，他認為遺傳對人的行為毫無影響，他曾說：<ref>[[阿什利·蒙塔古]]. 1968. ''Man and Aggression'', cited by [[Steven Pinker|Pinker, Steven]]. 2002. ''[[The Blank Slate|The Blank Slate: The Modern Denial of Human Nature]]''. New York: [[Penguin Books|Penguin]]. {{ISBN|1501264338}}. p. 24.</ref> <blockquote>人之所以為人，乃是因其無本能之故，而這是因為構成一個人之一切，及其所成為之一切，都是由其所屬的文化學習和獲取所致……除了嬰兒對突然消失的支持和突如其來的噪音等類本能反應外，人完全沒有本能。</blockquote>而在1951年，[[卡爾文·S·霍爾]]（Calvin S. Hall）指出，將先天與後天二分對立的作法，最終將是徒勞的。<ref>Hall, Calvin S. 1951. "The Genetics of Behavior." Pp. 304–29 in ''Handbook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edited by S. S. Stevens.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ref>

在其於1961年出版的《生於非洲》（African Genesis）和1966年出版的《領域法則》（The Territorial Imperative）這兩本書中，羅伯特·阿德里（Robert Ardrey）主張人類確實有本能，尤其是領域性方面的本能；而[[德斯蒙德·莫利斯]]在《裸猿》一書中，也提及類似的看法。在1970年代，學界開始出現組織性反對蒙塔古純粹白板論的聲浪，其中最著名的反對者為[[艾德華·威爾森]]，而這可見於他於1979年所出版的《[[論人性]]》一書當中。

在近代，學界發展出[[雙生子研究]]，藉此以排除對人的影響中，一切可能的遺傳因素。<ref>{{Cite journal|last1=Rende|first1=R. D.|last2=Plomin|first2=R.|last3=Vandenberg|first3=S. G.|date=March 1990|title=Who discovered the twin method?|url=https://archive.org/details/sim_behavior-genetics_1990-03_20_2/page/277|journal=Behavior Genetics|volume=20|issue=2|pages=277–285|doi=10.1007/BF01067795|issn=0001-8244|pmid=2191648|s2cid=22666939}}</ref>學界常利用這類的研究，將一個族群中出現的某項特質的影響因素，給分為遺傳（先天）和環境（後天）因素，而雙子研究的結果顯示，在很多狀況下，遺傳對於一項特質具有顯著的影響；但在另一方面，這類研究也指出，對於可遺傳的特質，遺傳的影響也並非壓倒性的，而遺傳對一項特質的影響，一般在40%到50%左右，也就是說，先天與後天的爭論，不應當視為「純粹行為主義」和「純粹遺傳論」之間的爭論，而應當將之視為純粹行為主義逐漸被當代主流的「先天與後天因素都對一項特質有重大影響」的說法逐漸取代的過程。[[唐納德·赫布]]主張說，面對「先天與後天，哪個對人格特質比較重要？」的問題時，可以藉由反問「長度還是寬度，哪個對三角形比較重要？」來回應。<ref>Meaney M. 2004. "The nature of nurture: maternal effects and chromatin remodelling." In ''Essays in Social Neuroscience'', edited by J. T. Cacioppo and G. G. Berntson. [[MIT Press]]. {{ISBN|0-262-03323-2}}.</ref>

在1980年代，人類學家[[唐納德‧布朗]]（Donald Brown）從數百份源自世界各地的人類學研究中，摘錄出了[[普世文化通則]]，他發現了大約150條這樣的通則，並因而得到結論說「普世人性」確實存在，並認為說這些通則指出了普世人性為何。<ref>Pinker (2002), pp. 435–439.</ref>

====決定論====
{{See also|社會決定論}}

在1970至80年代先天與後天的爭論達到最高峰時，這類的爭論往往變成意識形態間的爭論。在1984年出版的《不在我們的基因中：生物、意識形態及人性》（Not in Our Genes: Biology, Ideology and Human Nature）一書中，理查德·李文丁（Richard Lewontin）、史蒂文·羅斯（Steven Peter Russell Rose）和[[利昂·卡敏]]三人從馬克思主義的角度指稱「科學是布爾喬亞意識形態的最終背書者……如果遺傳決定論是階級鬥爭的武器，納大學就是武器工廠，而其教師和研究員就是這些武器的工程師、設計者和產品生產工人。」他們藉此將爭論的焦點，給從「可遺傳特質是否存在」這點，給轉移到「在政治與道德上是否該承認這類特質存在」之上，這些作者拒絕這種承認，並要求說不論這類的特質是否存在，在政治和道德的討論上，演化的傾向應該被丟開。<ref>Kohn, A. (2008) ''The Brighter Side of Human Nature''. Basic Books. {{ISBN|078672465X}}</ref>